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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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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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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聘请的几个洋人的小故事  

2009-12-11 08:24: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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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官场》【中】

《正说李鸿章》中有几个李鸿章与洋人关系的小故事,一个中国人读后专门选出来陈述的,现转载如下。对于这些故事,这里不作任何评论,你自己去判断。如果认为有假,可以将这本书找来看看,看谁写的,同时通过更深入了解史料进行论证,不要要么全不相信,要么片面理解。我们受到的教育的局限是可悲的,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更是可怕的。有时,当一个历史的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往往变得手足无措,或者一个虚无主义的态度,一切都不信了。后面专门介绍一下赫德

众所周知的是,曾是英国皇家斯塔维里远征军工兵上尉的戈登,被李鸿章聘为洋枪队――常胜军的队长,但下面的故事你未必知道。1863年春,李鸿章清剿苏州的太平军,诱降太平军郜云官等,精明的郜云官提出请戈登为见证人。他对同伙说,戈登是英国人,比朝廷讲信用,由他担保李鸿章不敢食言。于是,戈登为李鸿章能够获取苏州,欣然当面为双方作证,并目睹了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之后,李鸿章却把郜云官等全部杀掉,戈登知道此事后,认为李鸿章口是心非等于让他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怒不可遏的戈登,先跑到杀戮现场抱着郜云官的首级痛哭一场,然后提起左轮手枪欲跟李鸿章决斗,李鸿章却躲开啦。戈登是英国皇家陆军的上尉,重视信誉与契约精神,而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李鸿章,却把协议当作儿戏。

傅兰雅,一位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被李鸿章赏识,进入江南制造局。为了博得中国的信任,以进一步高升,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非常卖力,白天翻译,晚上学习西方科技。傅兰雅拼命地工作,任务日益繁重。而且为了博得功名,傅兰雅也不惜付出家人的代价。1869年夏天,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可是,这位傅兰雅却顾虑重重,甚至没有勇气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傅兰雅只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最终他的努力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李鸿章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已。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倒是一点也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傅兰雅说:中国给了我一切,我无以为报。傅兰雅最后在上海捐款兴建傅兰雅聋哑学校,解放后改名上海聋人高级中学。中国人民还是应该记住这些穷一生之力于中国发展的人。对于我们自己雇佣的本地员工,我们要尊重雇佣合同,尊重他们,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公司中的一员。 

琅威理,英国海军军官。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赫德推荐琅威理,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授提督之职,负责舰队训练。他在军中日夜操练,治军严谨,北洋水师中流传了“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琅威理的严格要求和训练下,北洋水师军容顿为整肃,一时令各国刮目相看。1890年秋,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暂时离舰。右翼总兵刘步蟾命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琅威理以“丁去我固在也,何得蘧升镇旗?”因此与刘步蟾发生争执,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官制只一提督、二总兵,提督去,自应总兵带”,于是琅威理愤然去职。既然已经聘任人家当提督,就应该给琅威理相应的职权,而不是一个花架子。如果李鸿章能让琅威利真正发挥作用,中日甲午海战最后的成败还真说不准。

 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治下唯一有最效率且清廉的晚清衙门

从1861年到1908年,中国的海关被一个英国人实际掌握达48年之久,为满清政府提供了超过了1/3税收。不过,我们的现代史书上是这么说的:外国人控制了中国海关,可见清王朝已经腐败无能到了什么程度;通过这个人中国的权益不知出卖了多少,可见满清整个成了洋人的朝廷。可是,仅就1900年,就是这位赫德先生,在英国发表文章,作为一种力量大声疾呼反对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避免了被彻底殖民就是功德一件,而且这位先生也因此落得个“英奸”的骂名——这告诉我们,认识历史人物的复杂与多维。下面不说其他,单表赫德治理下的清朝总税务司的行政作为晚清最有行政效率且最为清廉的衙门,就知道这个人物甚是了得。

晚清的中国,海关又称“洋关”、“新关”,国内的是“常关”、“旧关”。“洋关”管国际贸易,由赫德领导;“常关”管理国内贸易,由本国官员主管。可是,“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低效。

“洋关”的工作人员全世界招聘,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败。

何也?请看:通过制度管理,赫德主要借鉴英国经验。当时,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海关管理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借鉴。故此,赫德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帮助完成。制度制定后是选人、用人,以选人来说,赫德全球招考海关雇员,公开选拔,在国内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考点,此后在伦敦也设置了考点。但,赫德一律秉公办事,从不徇私。赫德有位广州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安排一个职位,赫德碍于朋友面子不好推辞,但要求其子到伦敦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儿子的名字列了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他的海关还管理着皇家邮政局。在这里工作的人,其薪水和其他进项加起来要远远超西方外交部门,再加上中国廉价的住房、食品和仆人。中国海关成了人们最向往的地方,其吸引力要超过一个人在西方所能谋到的任何职业。国会议员和其他要人都缠着赫德,请求他雇佣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亲戚的孩子。赫德自己的亲戚则常常指责他冷酷无情、六亲不认。许多年来,赫德慎重地雇佣了几个大有来头的被推荐人,通过这样明智的任命,他很快就在伦敦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杜绝干扰,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独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的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在赫德的领导下,中国海关成了诚实而富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其职员主要是外国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巴夏礼和李泰国这样恃强凌弱的家伙。他要求那些为他工作的西方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必须对东道国表示尊重:“海关税务司是一家中国机构,而不是一家外国机构,同样,他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让自己向着中国,无论是它的百姓还是它的官员,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之所在,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避免产生冒犯和恶感。”一位英国领事抱怨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像中国人。”

赫德,1835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外交部一个雇员的名额落到了赫德头上。对于赫德来讲,去伦敦都有乡下人进城的嫌疑,更别说去遥远的中国了。但赫德的父亲深受资本主义的熏陶,具有远见卓识,他拿出50英镑给儿子做路费(50英镑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英国也是不小的数额),对儿子前去中国充满了希望!

  儿子也没有使父亲失望。1854年赫德来华,担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翻译。1863年,他被大清雇用为海关总税务司司长,是时年仅28岁!1865年,北京设立总税务司,隶属总理衙门,赫德从此常驻北京。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后,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

  清政府曾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4/10,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1/10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为780万两,1887年达2054万两……1899年2666万两(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分都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2000多年中国的专制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

赫德很谦逊,他缺少一般英国绅士身上那种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因为大清属于那种把挨打看作儿子打爹的政府,大清臣民喜欢那种爷孙式外交。难能可贵的是,赫德还不像一般欧洲人长得那么高大,而是非常瘦小,这种体格不至于让“甘拜上风”的中国人尴尬。于是,“地利”(瘦小)与人和(谦逊)决定了赫德的亲和力。这导致“鬼子六”奕沂第一次见赫德,就对他“一见钟情”。赫德之所以能挤走前任李泰国,总理总税务司,就完全得力于恭亲王的举荐,恭亲王后来甚至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赫德曾在安庆拜会过曾国藩,曾氏对他的告诫如下:“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这番话可能对赫德产生过影响,因为赫德在奉行以中国的利益为重的原则。一句话,赫德给大清做官,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他的忠诚是毋庸讳言的。

更有先见的是,当洋务派们尚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赫德已在关心大清的未来了,他是第一个提出改革的大清官员。1865年,总理衙门接到了赫德的折子——《局外旁观论》,他在折子中分析:中国官员“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中国国内民变易起;军队战斗力不行,“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为此,赫德提出如下改革方案:一、学习西方的长处,二、整顿财,;三、加强外交。结果还用说:石沉大海!

事实上,后来大清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他甚至有把中国建设成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而中国大员们面对赫德的建议,一概将之斥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大清没有把你赫德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上“局外”二字。

赫德的第二大尴尬。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中国有史家分析说: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是否可以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点小人之心。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可能正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但要知道如果列强瓜分中国,赫德完全可以混水摸鱼发大财的。而且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即使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这与当时一些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最后,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从个人动机上来讲,赫德除了高薪,还有权欲。例如,他甚至想成为中国的海军总司令,但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的一个主意,赫德的梦想被吓跑了。薛福成对李鸿章说:赫德想当海军老大,可以,但“兵事非可遥制,须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一句话,赫德要当海军老大,就得把海关老大的位置辞去。赫德当然不愿丢掉海关的高薪岗位,他的图谋最后没有得逞,海军老大的位置顺利地给了李鸿章。

  作为一个外国人,赫德达到了一个大清官员所能达到的荣誉的最高峰: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清政府对他赞爱有加,不断地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1911年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

  在大清的君臣眼中,赫德是个好官员,在现代一些史学家眼中,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人,跟我们不一族;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为中国卖命。英国政府虽然给了他诸多名誉,但到死都没有给他一直渴望的勋爵封号,最终以爵士之位遗恨而终,他一生拥有诸多财富,但终生没有归宿感;他一生参与并经历了诸多军国大事,但他的日记里却载满了孤独与凄凉;他生前尴尬,死后也尴尬!

  其他实例。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去接应4名由缅甸入镜的英国官员。可云南边防官员发现,马嘉理接来的竟是一支全副武装,人数近两百的军队。边防官员坚决地拒绝了对方的入镜要求,情急之下,马嘉理拔枪打伤一名当地边民,激起了众怒,将马嘉理等6人击毙。后来赫德在中间调停,赫德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联手说服了威妥玛,双方均作出一定让步,达成《中英烟台条约》,战争阴云随之飘散。当时中国驻英的大使使节郭嵩焘问他,你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然后他说我当然是中国这个政府聘用的,我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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