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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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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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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探源  

2009-10-01 18:0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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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随笔》

60年过去了,一个花甲老人的年龄,这就是“新”中国的岁月,与5000年的悠悠时光比较,过于短暂了。然而,在这不太长的历史年轮中,华夏民族的子孙们,大喜过,大惊过,大悲过,现在开始“大富”了,从未有过的“大富”。照说,该满足了,生在这个时代,终于摆脱了几千年挥之不去的可悲——贫穷,战乱,真好!可是,不知何故,我总是欣喜不起来,要找原因,却又那般模糊。也许天性是一个悲观主义,那世代为农的源源流长的苦难血缘,早已在冥冥中给我安排了一个出路,你若是一个农民就要向世人呐喊,我们需要太平,还有富裕;你若已不是农民,就要为着农民呐喊,他们应该太平,包括富裕。现在,我虽不是农民,我那一辈子也没有离开土地的父亲、母亲也早已作古,但我还是要为他们呐喊,他们仍然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普遍赤贫者,也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群体的赤贫者——尽管他们,比之于我的父亲、母亲们,富裕了不少,可他们仍然在最沉重的体力劳作中养活自己,仍然病了没钱医治,仍然老了缺乏生活来源——按照现代文明的原则,这些是他们应该享有的,但他们没有,确确实实的没有,即或歌声将这经济腾飞的成就颂扬的热血沸腾还是没有。既然如此“盛世”了,怎么那些农民们还是与他们的先辈们没有两样,为此我高兴不起来,我也还是要为他们呐喊。

本来,我一向认为农民最苦、最穷,所以,信念中能为农民放言是一种责任。可是,到城里久了,见多了,发现,不止是农民,还有许多虽在城里却与农民一样苦、一样累的群体,清洁工、建筑工、矿工,还有许多许多从事各类没有技术含量的农民工、下岗工。于是,我呐喊的范围不自觉的扩大了,他们都应该成为我呐喊的对象,能否剥削他们轻点!能否尊重他们多点!能否给他们拖垮了的身体、失去劳动能力的生存一个保险!可是,这也是一个奢望。于是乎,我发现,这天底下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一样还有许多穷人,而他们并没有像今天的许多富人那样,享受这财富巨大增长带来的同等快乐,他们为一个栖息之地发愁,为一个孩子上学发愁,为一旦自己病了发愁,为飞来的天灾人祸发愁。

可是,最终我的呐喊变成了沉默,因为即使你叫破嗓子也没用。也许,依照现在我的衣食住行,不能说是这个时代的弱者,因为我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工,更不是下岗工,但面对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这庞大弱势群体的贫穷、不幸,我还是兴奋不起来。看看那么多弱者,我是那般无能为力,呐喊毫无用处,除了沉默还有选择么?没有!既然没有,也只好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我还是不甘寂寞,作为弱者的已经逝去的父母的苦难总是折磨着我,在这折磨中我学会了思考——当然,这思考的还一个原因是,我选了一个只能呐喊与思考的职业:教师。既然不能呐喊了,唯有思考。而且,一进入想入非非的领地,也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发现这时代经济发展的背后有太多的不应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呀?难道发展就应该城里人享有的财富是农村人的六倍?难道发展就应该体制内工人是体制外工人收入的六倍?难道发展就应该“企业家”年收入千万农民工年收入不到一万?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只好找点国际眼光、历史眼光。你不说,眼界打开之后,这认识就是不一样,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说得直白一点,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哪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如此的贫富差距?是发达国家如西方的美国、英国还是法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东方如印度、印尼还是韩国?这是一个过程,别在那比较呀!哀叹啊!什么的,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全世界所有今天已经富裕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么过来的,别妇人之仁了。但是,固执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关爱,难道所有富裕国家都果真曾如此不堪,一如今日之中国这般在迈向富裕的同时也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拉出了如此巨大的一条鸿沟?当一部部真实的国别史呈现在你面前时,一个惊人的差异出来了,这差异成了我在所谓的国庆里无法激动的缘由,这是个什么样的差异呀!

不错,不少国家在富裕的道上出现了贫富的差距,而且这差距比之当下的中国更为巨大,例如大萧条前的美国。但在这个国家,没有谁能够非法致富,你贫穷,要么是运气不好,要么是能力不够,要么是太过懒惰,而且那差距是从1789年立国到1929年150年累积的;也有不少国家出现了依托权力致富的可恨,甚至通过权力变成富人比之当下的中国更甚,例如印尼的苏哈托,当政33年其家族聚敛的财富达几十亿美元之多,但这个国家也只有少数官员可以敛财致富,不可能凡拥有权力的官员都可以成为富人,最终苏哈托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印尼的“发展之父”而为人民永远拥戴;至于其他所有富裕的国家,在贫富差距上似乎还没有超过美国的,在权力侵吞财富上还没有超过苏哈托的(有资料告知,菲律宾的马科斯有此能耐,但至今没有证据),因此也就不再作为例子放在这里刺激人们的神经了——如果那位找到了国际案例,请立刻大方一点告诉与我,并且教训于我孤陋寡闻在这害人,我一定虔诚接受,不再胡说——当然,也确实有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比咱中国还巨大,权力侵蚀财富比咱中国还厉害,如曾经的海地、尼加拉瓜、乌干达、中非,但那都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国家,它们不能作为案例在这比较。

反观中国,三十年的经济以难以想像的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而且是在3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因为1978年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以下,创下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时间之最;至于通过权力获得财富更是在广度、强度、速度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如果将咱5000年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朝代拿来一比,也是难望其项背。不信,今天,办事员、科长、局长、处长、厅长、部长那个官员不敛财,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哪个首长不受贿,还有教师卖文凭,医生收红包,军人吃军饷,学者骗吃喝,这广度你到中外的历史中找找看谁能匹敌?一个支行的行长可以贪污亿元资产,一个乡村的村长可以受贿千万钱财,一个学校的校长可以侵占百万学费,而且有官员大胆者一次就可吞下上亿财富,至于那国企变卖中的化公为私数额多少咱数学不好没法算清,这强度打开你丰富的想象看谁敢比肩?仅仅不过三十年,几乎无官不贪、无权不贪,而且以十万、百万、千万、上亿的几何级数递增,这速度不知在整个文明世界谁能超过?

这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创造的又一个“特色”:除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可怕地快,不公正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揪心地猛。面对这一“特色”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咱中国的现代化有这“特色”?这“特色”的罪魁究竟谁是?有人说,这还用问,是权力这个魔鬼。对,是权力。但翻开中外的历史,什么时候缺失过权力?难道一个民族要富裕,这权力一定会给这个国家制造出这么个可悲的“特色”?不,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权力没有制造出这个“特色”,非西方国家他的权力也没有制造出这个“特色”。那罪魁是谁?我们只能到权力以外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这罪魁是不是它。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开启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言论整体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两点是与目前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所不同的——罪魁就是它们:公有制,言论控制。前者使权力能够将公有资产与市场结合,进而使整个权力系统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权力在此扮演了双重角色:推动经济发展,在运行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中国“特色”富强之路形成了,财富迅速增加,官员迅速腐败;后者使权力做事肆无忌弹、无所顾忌,做好了你心存感激,做坏了你自认倒霉,权力运行的最后一个监督手段彻底丧失。而当权力在市场的大海游了几下后,以权换钱的滋味一下子将那曾经的信仰、官德、良知、廉耻完全冲毁,在没人敢说没人能说的氛围里挥舞起那发疯的权力,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硬是开足了马力地拉大,并且这巨大差距的背后权力腐败的比例多大没人知、没人晓。

中国“特色”的贫富差距其直接的根源可是简写成下面一个公式:公有制度+言论控制=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不公正迅速扩大(权力腐败)。我不知道怎样破解这一公式,但我不希望以暴力摧毁这一中国“特色”,而那些不公正中的弱势群体能否理性地期待这一公式的解体我同样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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