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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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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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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前的立志:是对还是错?  

2010-01-01 12:47: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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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感悟》

五十已过,一无所获,时常悲从中来。这悲,得从青少年说起。1974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十年“批林批孔”的阶段,我,一个地道农民的孩子,正在家乡——一个农场中学读高中,那一年我16岁。那时的高中,已经被大批判、文体活动、开门办学占领了,我一个被初中班主任封为“数学权威”的农家少年,学习没了用武之地:高中两年,即使与我坐在一条凳子上的同学,也不知道是他数学好,还是我数学好,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时代讽刺。这也罢了,恰恰本人语文不好,写不来批判稿子,在班上也就全没了地位,搁在今天就是一个严重的偏科——记得初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课堂上念起了最差作文,念着念着,我哭了,那是我的“大作”;不会演戏,什么文艺宣传统统沾不上边,好像初中教过我数学的老师,想必是可惜我的数学“天分”,一次偶尔见到我,要拉我学一个什么乐器,我是决绝地拒绝了,我太知道了,没那细胞,一个口琴,吹了一个假期,硬是一个歌曲的一半都搞不定;打球之类的体育活,也是样样低能,也许种田的父母生下了我,天生就是干那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农活的料。更要命的是,汉字写得糊涂,在谁的面前都拿不出手,那可是个完全靠一手好字就能写出一个前途的时代。每每如此,时常哀叹自己一无是处,没文化,没技能,也没家境,这学校也没给自己练就一身“武艺”——这学校,我自感一个多余的人,不如早点回家争工分,只是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叫做砸锅卖铁也要我读完高中,才算没有辍学(现在想起,不识字的母亲真英明、伟大)。可那是读的什么书啊!你的儿子即使读他个十年、八年也不能改变你儿子的命运。

无所事事之余,这脑袋可没闲着,如此下去,出路在哪?即使我明明知道,高中混完了,唯一的选择就是“世袭”接过父母的农具献身到广阔的田野,我也要在迈向田野之前挣扎一下,如何才能一生不碌碌无为?天啦!你不就一个即将进入农民行列的农民后代,竟敢有此空想?不,狂想?但,确确实实那个无知少年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后来,我回忆这心态的生成发现,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狂飙时代,不由你不确立起一个空洞的志向,并且这志向与你的出身、地位、能力、知识全无关系,只要有那志向就能战天斗地,为解放全人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也许是那个荒唐岁月的革命教育给与我的最大“成果”,恰恰是这“成果”支配了我至今的生命历程。

可是,这现实是不容你幻想的,尤其是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的孩子,在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途径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最大的思考只能是如何突破现实的扼杀。那个高中的两年就是在巨大的“雄心壮志”与残酷的回家种地的交织思考中度过的,而自己的一无是处又为这理想在哪里实现平添了发自心底的悲观与绝望。当然,这并没有影响我与那些具有同样命运的同学的心灵交流,恰恰相反,严峻的现实将我们那拨心怀理想却没有出路的同学,一起纳入到了共同探讨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的行列。其中,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理科成绩一流(1973年所谓教育“回潮”得到过验证,我们就是那一年因重视教育完全靠成绩考上高中的),文科槽糕。不过,我爱思考,他也爱思考,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心就是时政。时常,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的讨论、交流,什么非洲又独立了一个国家,美国又在越南被打得狼狈不堪,走资派还在走,宋江是个投降派,五花八门、烂七八糟。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依然各不相让,虽然时有不欢而散,不过过后还是友好。我怀疑,我的口才可能是哪时练就的。

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在学校的河边自由地徜徉(我们的学校就在一条人工河旁边)。春天,微风袭来,春色怡人,白杨树下,月光透过树叶,洒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没了身份,没了世俗,也没了干扰,边走边聊,海阔天空、人文地理全在其中,聊到“评法批儒”时,我的同学突然提出了一个论题,你说:儒家与法家的斗争是不是阶级斗争?一下子,我脑子短路了,无言以对。虽然,以当时仅有的知识,对许多问题都可以胡诌几句,对错也不考证,但这个问题我不敢造次了,我陷于了沉思。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个小问题竟然回答不来,真是无用之极,那个自责自今仍然镂骨铭心,因为我深知就是这么个问题的强烈刺激,才使我具体地实在地将一个空乏的志向落实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点上,至于这基点能够支持我今后走多远似乎是一个路径问题。这个论题的产生源自当时猛烈批判历史上的儒家,而大肆歌颂历史上的法家,并将这两个派别治国上的政治差异转化为对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开始将全部心思用在这上面,下定决心找到答案。那时,没有更多的书籍,自家也没有一本书籍,只好将报子作为主要的来源,或者是那些具有批判性的材料,如《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批孔材料汇编》等等。通过这些资料,我不断地寻找所谓“正确”的答案,找不到,因为当时的基调是将法家视为无产阶级的路线,儒家视为资产阶级的路线,我呢,又感到即使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这法家与儒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的差异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可是,这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观点不对,被扣上帽子,后果是要批倒批臭的,那就惨了,管你根红苗正、年少无知。我不敢放肆,除了在那封闭的年代,在一个声音代替一切的时代,一个人知识贫乏、无人指导、不知为何地苦思冥想着,心中只是有一个信念,搞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然后向党表达。

1974年过后,接着是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我的问题被新的政治气候淹没了。我们,也要去开门办学了,就是花几个月下到各分场农机队学习操作农业机械(那时,我场的机械化程度是较高的)。几个月里,农业机械一样没学会,同学们谈情说爱倒是遍地开花。快毕业了,将少年青春的最大冲动在那没有老师管束的田野尽情地释放,因而也演绎了不少死去活来的悲喜剧。这样的时光,我也没心思集中探讨那不知深浅的形而上,而是在感情的打击中凄惨地熬到毕业。学生时代即将过去,知识没学到,马上就要与生养我的父母共同劳作在那一马平川的广阔田野——回乡务农,也许有一天跳出农门,也许永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未来在哪里?一片茫然。但是,一个奋斗的志向却在学校坚定地立下,即使手握锄头、镰刀我也要探索下去。于是,学生时代的任何浪漫随着岁月的逝去永远成了过去,劳动与思考成了我即将的两大主题。

至于体现我立志的一个非常举动就是,为了完成那“艰巨”的与我的身份极其不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我在1975年假期拾起农具的前夕,义无反顾地将自我积攒的一点钱加上与母亲、姐姐分别要的一点钱凑成5元人名币,买了一套《马恩选集》四卷,我要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先,我打听了,这选集5元一套,那可是个大数字,可能是我自此以前独立消费的最大一笔财富了,但它花在了精神产品上。

至于“研究”经典的结果如何,那是后话。但少年时的立志却推动我走到今天,志气未泯,人生却曲曲弯弯,毫无成就。今日回想起来,早知近日,当初何必立志?不过,这不是立志的错,而是奋斗的过,你的奋斗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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