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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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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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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何以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导演  

2010-01-17 18:3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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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官场》【中】

 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果能够与行动的逻辑相吻合,那么“五四”运动就是这一逻辑的产物,而提供这套逻辑的灵魂就是一个人——梁启超。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五四”这场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能显示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的真正导演,这场运动的爆发不仅彰显了梁启超的爱国、品德、思想、能力与才华,更是彰显了那个作为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所建构的政治氛围给予梁启超提供的舞台。于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声,而且一个仅有草民身份的梁启超发出的声音最为强大,它阻止了中国当局的卖国,更阻止了国际强权力量对中国的宰割。那么,梁启超何以能够在那个武人当道的“乱世”,导演出“五四”运动这样伟大的历史史诗,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结社自由、请愿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成全了梁任公的辉煌与成就。

                      

                                     一、缘起:官员梁启超苦劝政府参战

《马关条约》之后,列强在日本贪婪欲望获得回报的刺激下,开始大规模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德国抢先于1897年强租胶州湾并获得山东的铁路修筑权、经营权,以及铁路沿线的开矿权、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等,日本感到失望。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初,德国相继对俄、法、英等国宣战。此时,日本见德国及英、法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正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北洋政府见战争在中国领土不可避免,即于1914年8月6日宣告中立,申明“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但日本根本不顾中国宣言,肆意侵略中国,就在中国宣告中立的第三天,日本军航出现在青岛海面。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立即派兵2万多人在山东龙口登陆,更不顾中国的中立政策,压迫北洋政府军队退让。9月23日,英军在崂山登陆,9-10月日军相继进占淮县车站、济南东站,11月7日日军在英军协助下攻占青岛,青岛的德国人则向日军投降。至此,日本霸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铒,秘密提出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竟于5月9日承认日本提出的不少要求。

为此,梁启超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对青岛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袁世凯却拒不采纳。之后,梁启超、蔡锷等于10月2日在参议院第十五次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向袁世凯提出政治质问案,揭露日本侵华野心,质问中国军队为何在山东节节退让。10月5日,参政院通过了梁启超向袁世凯提出的政治质问案,并请政府向日、英政府提出抗议。在探知“二十一条”内容后,梁启超不顾病痛拍案而起,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报纸,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解决悬案邪?新要求邪?》、《交涉乎命令呼》、《再警告外交当局》等8篇文章,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谬论及袁世凯的妥协卖国行为予以猛烈抨击,在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大权掌握在段祺瑞手里,黎元洪不服。由此,黎、段围绕参加欧战与否展开尖锐权斗。为调解黎、段之争,梁启超于1917年元月从上海到北京,向段祺瑞建议对德宣战(这是高超的政治智慧的杰作,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大无畏的勇气),并希望段亲自带兵去欧洲。2月1日,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政策,直接伤及美国利益,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绝交,并要求中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接受梁启超的部分建议,决定对德参战,特邀梁启超于2月8日来京,商讨如何取得总统赞同。次日,梁启超又入总统府说服黎元洪,当日北京外交部即发出对德抗议。接着,梁启超又进一步促使段祺瑞尽快对德绝交和宣战,黎元洪提出绝交、宣战均需经国会通过为由拖延和反对。但在梁启超的努力下,北京外交部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黎元洪、康有为、张勋等人仍坚决反对。4月25日,段祺瑞召集亲信督军到京,组成“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及国会同意参战。此时,面对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梁启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能力参战吗?

不过,虽然梁启超与段祺瑞共同促使了中国参战,但各自目的并不相同。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段祺瑞则为争夺权位。梁启超深感不能与段祺瑞为伍,于1917年11月辞去财政大巨,宣布脱离政界,成为草民。

由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不断向日本借款并出让中国权益,使日本在华利益不断扩大。特别是1918年9月24日由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签署的《中日参战借款合同》,借给中国2000万日元,同时在交换的秘密公文中承认“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路“归中日合办经营”等,更是成为后来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青岛及山东的借口,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失利留下把柄,而这梁启超当时浑然不知。

                                  二、筹款:草民梁启超亲赴巴黎监督和会

参战后,中国给与了欧洲协约国力所能及的支持,受到广泛好评,此源于梁启超提出力主参战政策的成功。1918年11月11日,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普天同庆。北洋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连续三天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北京三万人齐集天安门,举行阅兵式盛大庆祝会,庆祝“公理战胜强权”。

  早在这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和平解决”的十四点建议,并于10月底在巴黎召开协约国预备会议,协约国立即派代表去巴黎。北洋政府即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随后又命驻英、美、比诸国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和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为代表出席。首席代表为陆征祥、王正廷。当时,为了组织国内人民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和林长民向总统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成立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以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熊希龄、陆宗舆等14人为委员,负责巴黎和会外交事务。总统府顾问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身份发挥作用,梁启超还与林长民、汪大燮商讨了维护中国主权的具体方案。

得知梁启超将赴巴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宴请梁启超和林长民,试图探听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意图,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 “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几年,我以为要亲善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次梁启超与芳泽的谈话,成为后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应直接由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论据。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以在野草民之身携带筹措的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募集4万元),乘日本“横滨丸”离开上海,并挑选了一批著名学人(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外交刘崇杰,经济徐新六,工业丁文江),作为随员一同前往欧洲,目的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如当时已成立的外交委员会,“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相呼应”。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日常工作由熊、林、王三人经理,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会员百余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设有分会。在巴黎和会期间,会员与梁启超函电交往,抵制妥协派,坚持拒签和约,促使“五四”运动爆发,起了重要作用。

去巴黎后,梁启超“无一刻安暇”,积极开展多房外交活动,参与聚会,会见美国总统,发表文章表达观点与中国人民的声音。最后,当梁启超得知政府早有密约已就山东问题与日本达成协议,日本代表据此提出山东权益不再讨论范畴,政府已经妥协,英法也已让步,美国说话不灵之后,梁启超深感青岛、山东危也,于4月24日急电北京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三、爆发:书生梁启超电文催生“五四”

林长民获得电文后,按照梁启超的要求,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中国全权决不签字,并呈总统徐世昌同意。林长民等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

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于5月1日再电巴黎。他在致四国首席代表威尔逊等人的电报中说:“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由历史的神圣之山东省逐出德人,而让日人侵占,中国又何故而加入协约国耶?此次和平会议究竟是为公里而来乎?抑为强权而来乎?中国人民不承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

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诸公说:“闻日本代表以中国密约为依据强据青岛及山东铁道等,”“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

林长民在激愤中用血泪疾书《外交警报告国民书》,发表在《晨报》上,全文如下: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

                                                                                                               林长民

 梁启超从巴黎传来的“外交警报”及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不啻点燃了中华民族悲愤的怒火,直接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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