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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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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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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带头烧抢了圆明园?!  

2010-05-15 23:41: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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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史料》

注解:历史,有时不知道也罢,知道了却是那样的如骨鲠在喉,又是那样的不知所措,甚至怀疑真伪。下面这个史实是一个叫做“秋丝瓜”的民间史学爱好者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这位作者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告诉了我们谁是抢烧国之瑰宝圆明园的——当然,首要的罪犯是英法联军,你不打进北京,谁能浩劫这万园之园,可即使英法军人打进了北京,也要搞清楚最先强烧者,这才能使我们更清楚历史的价值,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总结经验教训,书写好我们今后的历史,也许我们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这只是一家之言,要弄清真相可以去细查史料,如果还整不明白这段历史细节,那中国的历史就永远不明不白了。

140年前的秋天,1860年10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据王运(1832-1916)说是中国人——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运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至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 。”这话文诌诌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洋人入京,到了圆明园,看见里面陈列的富丽堂皇,互相告戒不得进入,说怕丢失了东西以后要被索赔。等洋人一出,那些落泊的满人贵族首先率刁民,借洋人的名,放火打劫,洋人见状又返回来也跟着大肆掠夺。 

王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此话关系重大,不可乱打诓语,要有根据。所以《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黄浚(1890-1937)写到这段疑案,在同意王运称“此说大致不谬”以后,另外还 引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作旁证。 

 李慈铭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0月7日)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还没有大抢。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抢劫哄然而起。日记说:城外西郊,盗贼遍地。城里的贵族、官僚、富人纷纷害怕起来,打点细软准备出逃。他们怕的不洋人,而是京城周围的穷满人、穷汉人。暴民们一个个手上把玩着刚从圆明园里抢来的古董、玉器,已经一群群地潜入城里,准备跟在洋人后面,接着抢。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况简直恐怖。“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孓遗。”可见,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抢以后,北京的暴民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几十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来的瓷器、玉器。民国初年的时候,王运曾对人说:“圆明园毁后,周垣半圮,乡人窃入,盗砖石,伐薪木,无过问者。”1980年夏,已经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第一次旅游北京,在前门附近看到从圆明园里搬来的石条和界碑,垒砌在街沿上。见我们南方人端详考证的样子,老北京得意地说:“没错!圆明园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盗掠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没有动手,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满人入关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没人管,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李慈铭所记。 

随军的英国纪(Ghee)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但外界不知。情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说实在,多次读到这段史料,总是不解:“首善之区”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象。农民起义?也不象。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着。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大约是中国历史书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发明了这句妙语。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细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不过,这样的故事,还没有离我们远去。本世纪里,每有“煽风点火”的群众运动,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动者。明眼人可以数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宫赋》,对中国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乘火打劫”的现象解释得最为生动服人。他总结秦始皇的阿房宫被焚烧的原因时,说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女工;钉头磷磷,多于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戌卒叫,函谷举。楚人一举,可怜焦土。”杜牧是诗人,不是理论家,但他讲出了大道理:长期朕“一人”,宫城内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贵贫贱,奢侈穷困,差别太大。没有中间阶级的斡旋、社会关系的沟通、舆论批评的发泄,鄙野之人,平日里固然魏阙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那些看似老实委琐,委屈成奴,油嘴滑舌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必要上金銮殿,九龙床过把皇帝瘾而后快。 

由圆明园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讲的家乡故事。抗战时期,某地日寇扫荡抗战村庄。日军后面,跟着邻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烧、杀、抢光)之后,他们再收检一些破烂回家。由此又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镜头。鲁迅和同代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怪其愚昧。然而,又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习惯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如果总是不鼓励市民有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没自己的事干,老念着、侃着、望着皇上的生活,以此为苦,也以此为乐,他们的人格必然无聊卑下,行为不负责任,到时候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王 运、李慈铭 , 还有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毛病,但无法下药 。不知我们这一 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点,不再出这样的“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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