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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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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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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2010-05-22 00:02: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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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感悟》

1977年7月1日,一个在我的生命中刻下最深伤痕的日子,它比之于我人生履历中所有的时刻都要重要,什么洞房花烛夜,什么金榜题名时,什么孩子留学去,都失去意义。那一天,我的母亲走了,带着一天的劳累,带着一生的苦难,带着永恒的无言,突然走了,到了另一个世界。42岁的母亲走了,永远地解脱了,留下了生命不能承受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他的儿子,一个还差3个月才满19岁的儿子,一生匍匐在母亲的“灵”前,熬过以后漫漫岁月,直到与母亲在上帝那相会的时刻。

作为国有体制的一部分,我们是国营农场(每月有工资发、粮食供应,羡慕死附近的公社农民),照例每个月休息1号、15号,如果碰到忙季,可以推迟补休(如雨天)。那天,正好法定休息日,头们也同意休息,天气也好。这天,母亲早早起来,开始将全家整个冬季的衣服、鞋袜悉数洗净晾干,以便存放,等到下一个冬季的来临。所以,所谓的休息,对未成家的上班孩子来说真叫休息,对于父母则是家务批量完成的大好时机,他们是没有休息光临的,除非得了重病,下不了床。对我而言,休息也就成了睡懒觉的最佳时刻,对我的父母而言那就是劳动的另一种轮换。

记得,那天吃过早饭后,我又躺在了床上,母亲可是忙碌起来了。约9点,突然母亲叫我的名字,一个字的叫,这是我母亲对她儿子表达爱的昵称,自我记事起就是这样叫过来的,习惯了。很温柔地几声,我听见了,是要我去挑水,到离我家约100米的一个人工干渠里去担两桶水洗刷衣鞋。听后,我极不耐烦——其实我一向是孝顺的,没有响应,继续躺还在床上,迷迷糊糊,似睡非睡。过了不久,母亲踉踉跄跄担了一担水回来了,我立马内疚了,但还是没有行动,也没有说怎么您就去担了(当时,是希望母亲将就的)。那是一种对女性而言过于沉重的体力承受,况且母亲已是血压高加冠心病的严重折磨了,只是时重时轻。

一天的劳累过去了,也许是辛劳过度,母亲早早地上床睡了,我们都在外面乘凉亲。七月的天,又热又闷,除了手拿芭蕉扇不停地来回挥舞,就是到外面有风的地方乘凉。可是,我那母亲睡觉的地方是个什么窝呀!泥巴糊在粗高粱杆夹成的墙壁上,茅草屋顶上面盖了一层瓦,地面是垫高了泥土,栖身之所与厨房中间用泥巴墙隔开。整个屋子低矮,狭小,灰暗,夏天奇热,冬天冰冷。

约8点多钟,突然从母亲的房间传来父亲大惊失色的叫声,不停的呼唤着母亲的名字,那声音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恐怖,那样的凄惨。同时,父亲也立刻大声叫着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告诉我们说你妈不行了,赶快送医院。我们迅速赶到房间,母亲在父亲的怀里,头枕在父亲坐在床沿的大腿上——父亲提前结束了乘凉,进到屋发现了母亲已不省人事。我们在那拼着命呼喊着,嚎叫着,没有丝毫的回应,事实上也没有了丝毫气息——母亲已经悄无声息地死了,没有以任何方式告诉她的任何孩子。至于何时死的,是不是一躺在床上就走了,根本无从可考,很可能就是脑溢血突发走的。

我们7个孩子,都开始大哭起来,父亲马上叫了附近的几个乡亲,做好担架,抬着母亲往农场医院赶,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我紧随担架而行。到了医院,放到门诊室,值班医生手拿电筒,摁亮对着瞳孔,说:死了,抬回去吧。那语气平静、冷漠、不容质疑,然后不再理会。立马,我跪下了,跪倒医生面前,以微弱的哀求之声祈愿,能否救救我的母亲。医生的回答依然如故,死了,怎么救——至今,我都知道那医生,也知道那医生的一举一动,更领略了医生的“麻木不仁”。当然,当时确实怨恨着医生,甚至寻摸着将来“发达”了,要来报复。其实,这是非理性的,也是歇斯底里的,面对一个已经死亡了的生命,医生何以起死回生?

沿着老路,乡亲们又抬着母亲的遗体,一具确定死亡了的生命之躯往回赶。我们几个大孩子,带着早已根本没有的希望去,获得了一个确证死亡的讯息回——我,母亲的儿子,在母亲心中占着最重要位置的长子,则是万分焦急地随着担架去,嚎啕大哭地随着担架回。到了家,我们已是一片哭声,父亲则是张罗后事。怎么张罗呀,连寿衣都没有,需要连夜赶。母亲的几个妹妹也到了,其中母亲的小妹边哭边说,下午都在那吃的饭,好好的,说没就没了。家里的灵堂搭了,母亲的寿衣穿好了,一具没有了生命的中年农村妇女的身体平直地躺在前面屋子堂屋的门板上。我们围在了周围,一面哭,一面看着母亲的遗容,略显臃肿的身子,这是冠心病的一种表征。

此刻,那种悔恨万分的自责在不断地撕咬我的灵魂,一个不孝之子,不是母亲以病弱之身去承受那不能承受之重,会这么绝决且无怨无悔的告别她的至亲骨肉吗?如果你上午能够分担一下母亲的劳累,担起水桶将水运回,母亲至于在病累交袭中夺去生命吗?自此,是我的不孝害死了母亲。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钢刀插进我的灵魂,承受着终生无法排解的痛。每每想到那个时刻,母亲亲亲地呼唤,我没理睬,而是睡在床上“闭目养神、养尊处优”,母亲却默默无言,去自我承受那份承受不起的生命磨难,我的心就锥心式地疼,然后没有尽头地流泪,没有声音地流泪。也许,眼泪能够洗刷我的罪孽,能够稍微换来一点良心的抚慰,能够得到已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的原谅——其实,母亲从未责怪过她的儿子,也就根本不存在请求母亲的谅解,只是她可能从中领略到她的儿子是孝的,仅此就够了——我的母亲,在我成长的儿时与少年,曾经不知多少次地给我讲着那一个又一个口传的关于“孝”的古老故事。这也许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在那以沉重的体力支出为主的农耕文明几千年不绝的文化传承中,母亲不仅为延续后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极限付出,更是为了维系文明的繁衍以最伟大的母爱教育着后代要仁爱与尊老。

我的母亲这样教育着我,我却没有成长为一个有孝心的孩子,更是以自己的自私“结束”了母亲的生命。那几天,我每时每刻都处在无以复加的悲痛之中,一想到母亲到了河边,吃力地打水,颤巍巍提起水桶,吃力担水的情形,就无法自己,就浑身战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母亲过世了两天,我要记下7.1前的工分(那时,我是一个小组的记工员,母亲与我一个组,因母亲突然,休息那天来不及记下先一天的工分),翻到母亲那一页,见到母亲的名字,我再次躺在桌上伤心至极、泪流满面,以至于那页纸整个都湿了。

当然,我也不是一味自责与悲恸,还有发下的“毒”誓:母亲,您的儿子一定决死奋斗,以待一天出人头地,报答您的在天之灵,回馈您的养育之恩,慰藉您的卑微生命。我记得更为清楚的是,母亲遗体火花的先一天晚上,我将自己写下的誓言,在家里屋后独自立志宣誓,一定要我的母亲知道,她生了一个足以自豪的儿子。立誓过后,我将那份载着誓言的纸张偷偷放在了母亲寿衣的里面,与母亲火花后的骨灰融为了一体。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懈怠与放弃、自满与认命时,这一在母亲的英灵面前立下的誓言,就成了我不敢违拗的使命,你必须至死不渝,为母争光,为民请命,为天下穷人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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