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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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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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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中的五省书记  

2010-06-26 16:1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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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官场》

他们也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最怕细节,60年建政以来,对于历史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细节。下面的资料是一个叫做耿法的作者在《今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不仅告诉了你那场三年“灾害”中的人祸是如何促成的,更是告诉了你是哪几个省的“巡抚”大人将这人祸创造出来的——虽然他们后来命运多舛,但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依然很轻很轻,这样的大罪恶怎么没有绳之以法,仅仅因为政治权斗受到了牵连。当然,这几个大恶之人不应承担最大的责任,但如果他们有些微的同情也不至于如此大祸的,真是那些省的百姓之最大不幸。这个细节还告诉人们,任何一个人间的政治灾难都是有打手的,这几个家伙就是那个极左政策执行中赤膊上阵的打手,因此应该将他们的打手形象昭告天下,叫他们永远成为人类良知的被告。事实上,少长一点的上一辈也应该知道,还有一个最为凶残的打手——柯庆施。如果这家伙当时不是上海市委书记,而是某个人口大省书记,那三年死在他手上的冤魂也许是中国之罪,李井泉就要屈居第二了;更亏得这家伙文革前死了,如果到了文革这家伙是个什么命运还真难说。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1958年大炼钢铁那个赶英超美的荒唐指标的最卖力的叫嚣者就是这个柯庆施。

 

“大饥荒”,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以外舒同,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 “包产到户”。

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   

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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