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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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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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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  

2010-09-06 16:18: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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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史料》

 这是转自《中国思维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未变。与那大肆宣扬的哪个更真实,读者自己判断,是这里的周春富真实,还是高玉宝书中的“周扒皮”真实。此外,还有黄世仁、刘文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地主,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现在,也有史料披露了他们的原型,大家可以找到的。至于,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历史都有记载,自己去读好了。当我们连自己的历史都是全面撒谎的时候,我是谁就不清楚了,到了这个份上还谈什么人间是非与正道。

“周扒皮”这个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说到“周扒皮”人们自然就想起《半夜鸡叫》的故事,一个老地主奸诈残酷剥削农民发家的秘密活脱脱的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能不激起人们的阶级仇恨。

“周扒皮”一词出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一书中的一个地主人物形象,既然是“自传体”,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应该如同书名《高玉宝》一样理应是真人真事。这个叫“周扒皮”的人物原型是谁呢?“周扒皮”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近年,《高玉宝》一书中“周扒皮”的后人玄外孙孟令骞通过走访老家访问了与“周扒皮”同时代并与之相处过老人,向人们复原了一个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故事原型名叫周春富,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黄店屯村人(今瓦房店市)“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它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5278名。当时,八旗官兵“跑马圈地”,戍边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辈在内的移民们,则自己动手垦荒。周家的先祖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

    后来的移民,能选择的好地越来越少,有人干脆租地。天灾人祸、家道中落等原因,也会导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这里的人地关系远没有中原地区紧张。1914年,政府丈量登记,明确土地所有权, 三年后统计,复县共有耕地面积1517570亩,农户46610户,其中87%是自种户、自种兼租种户,仅有少量农民完全靠租地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还没亮点了煤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编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的地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这份家业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5年10月,东北光复,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颐养天年。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楞,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唾骂声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周春富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她问道:“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高玉宝没吭声,只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高玉宝向他的读者玩了个大胆假设,胡乱求证。

    看来,“周扒皮”实有其人——周春富,一个闯关东人的后裔;而“半夜鸡叫”纯属子虚乌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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