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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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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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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何认识中国的专zhi帝制  

2011-12-12 15:00: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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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著推介》

       一部中国的政治史,被称为封建专制史,共产党执政后又被称为地主阶级加封建皇帝的专制史,于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撰写成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史,于是所有反抗封建皇帝与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都被赋予了道义的高尚,所有皇帝及其统治阶级都被定格成了政治上盘剥经济上压榨农民的敌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不厚的小册子,是一位史学大家钱穆先生1700多万字的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他告诉了你中国的专制帝制2000多年究竟是个什么,又是怎样运行的,这将可以改变你对中国历史曾经的认识。

一、国学大师钱穆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1990年萃,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更有学者谓其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

1、自学成才。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钱穆,7岁入私塾,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13岁入常州府中需学堂学习,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换了新舍监陈士辛,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科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均为校方拒绝。钱穆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刘半农,一位是瞿秋白。钱穆回到了七房桥老家,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学生很欣赏,推荐钱穆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1911年,钱穆在南京私立钟英中学求学不久,爆发武昌起义,1912年钱穆成为乡村小学教师。自此,钱穆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其最有成就者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

2、大学执教。1930年,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前往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1931年经顾颉刚再荐前往北大任教,为胡适聘任,讲授通史盛况空前。抗日爆发,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独自一人与汤用彤、贺麟3人结伴南下,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因学术观点之异,钱穆没有被邀请回北大任教,于是各高校争欲聘请,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荣德生先生创办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钱穆出任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钱穆只身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余英时是其弟子),呕心沥血,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学期结束,耶鲁大学特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3年11月香港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合并成立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赴台,次年迁入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之素书楼,任职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3、三任妻子。钱穆有三任妻子。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为钱穆生有3子2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为学“弃家”之嫌,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32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1984年,90岁的钱穆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一月,享天伦之乐。

第三位妻子胡美琦,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民国时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1年,1949年到港求学新亚书院,成为钱穆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凤迁居台北,不久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经费十分困难,为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香港与台北之间。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演讲。讲演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钱穆头部,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胡美琦悉心照顾。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到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这年钱穆62岁,胡美琦27岁。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其霸占政府建筑物,以96岁高龄毅然搬离素书楼,因此心情不畅。同年8月30日上午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新寓所平静地逝世。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以示归家。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慨叹道:“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4、著作等身。钱穆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钱穆死后,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钱穆著作成《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包括: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计五十四册,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1)史学著作。计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周公》,《墨子》,《中国文化史尊论》,《国史大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论语新解》,《庄子篡笺》,《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中国文学论业》,《双溪独语》,《晚学盲言》,《师从杂意》等约60种。
        2)学术思想。计有:《明报·大家大讲堂》, 《阳明学述要》,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钱穆作品系列》, 《中国高层讲座:第一辑:文化的坐标》,  《黄帝》  ,《新亚遗铎/钱穆作品系列》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六)》,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 , 《国学概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 《中国历史研究法》  ,《朱子学提纲 - - 钱穆作品系列》 等。 

3)文化作品。计有:《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 《人生十论》 , 《文化与教育》,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 , 《八十忆双亲》 ,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  《古史地理论丛》,  《论语新解》 , 《人生十论》 ,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灵魂与心》,  《国学概论》 , 《文化与教育》, 《国史大纲.上下.修订版》  , 《新亚遗铎》 , 《中国史学名著》 , 《中国文学论丛》等。 

  在所有作品中,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影响最大。

二、 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得与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专题演讲的合集,分五个议题演讲,就中国的五大主要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可以说本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可以找出几条大趋势:第一、中央政府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中国的传统政治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第三、治世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第四、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断繁密细化。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

此次呈贵会邀约讲演,讲题大体规定是讲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但中国传统政治,历代间,也极多变迁,若笼统讲,恐不着边际。若历代分别讲,又为时间所限。兹仅举要分为五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

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但要讲制度甚不易。在史学里,制度本属一项专门学问。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而且亦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著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有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纵然事过境迁,后代人都不了解了,即其在当时也不能尽人了解得,但到底这不是一秘密。在当时,乃至在不远的后代,仍然有人知道得该项制度之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有记载在历史上,这是我们讨论该项制度所必须注意的材料。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我上述的历史意见,单就中国历史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一项极该重视的材料。那些人,在历史上,在他当时,所以得称为名臣,而他们那些奏议,所以得流传下,仍为此后较长时期所保留,所诵览,正因为他们的话,在当时,便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当时的时代意见的。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目录

钱穆自《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zhuanzhi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

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zhuanzhi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丙、汉代地方政府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丙、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
丁、尚书省与六部
戊、唐代地方政府
已、观察使与节度使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乙、唐代之科举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庸调制
乙、唐代账籍制度
丙、唐代的两税制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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