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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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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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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雪年  

2011-02-04 12:28: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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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感悟》

 在我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的印象最多,也最深,回忆起来除了心酸,就是难受——而身处那个时代,好像没有这么“不幸”,就是快乐,新衣服那个时拿出来穿,鸡肉鱼那个时候拿出来吃。素不知都是父母亲特别是母亲以超常的劳动强度换来的,每一点点都渗透着父母超负荷的体力、精力、健康的支出。

印象中,那是1972年的一个春节除夕的几天,我一个14岁左右的少儿,也要围绕大人起早贪黑的置办年货的工作团团转,什么打豆腐,什么炸油锅,什么熬糖,什么推磨,凡是我们小孩的体力所能承受且技术难度不大的都要参与,那可是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最苦最累的活就是熬糖,因为要连续一天一夜忙乎这事儿,那可是一个晚上都难以入睡的,因为稍不注意就煮过了头,一锅糖就报废了。第二天我们起来了,发现父亲还蹬在那灶口,满脸黢黑(烟熏的),双眼紧咪,一身疲惫,也就什么也别说了,因为父亲心情不好,糖熬的不理想,甜度不够,整个劳累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稍有不慎,我们就成了出气的对象了。

我们则是主要或者推磨,什么黄豆、绿豆、蚕豆、糯米,都要在那磨盘下变成带水的浆液,才可进入下一步的工序,而是我们所能干的,那就主要由我与姐姐承担了。我推,姐姐喂;姐姐推,我喂。我们轮换着来,因为喂体力轻些,推磨要重的多。有时,一天到晚那个磨盘都在转,一盆一盆带水的颗粒状食物,变成了浓度不一的粉末状的黏糊物,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可是,一天下来那个腰酸腿痛、浑身乏力、双膀僵硬,时时想这年不过也罢了,实在承受不了哇!

还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活儿,也主要由我们小孩承担,就是将农作物的杆茎俗称柴禾的燃料,一把一把折断放入熊熊燃烧的土灶里,既要保证一把一把放进去不火熄灭,又要保证锅里所需要的温度是恰当的,真难。柴禾有干有湿,有长有短,有硬有软,有粗有细,要么放进去熄了,大人得等着你再次将柴禾引燃。一但如此,浑身急得直冒汗,拿一把引燃物放进去,头尽量靠近灶口,嘴变成吹口哨的圆型,对着灶里浓烟四起的高温,一口一口地不停地吹呀吹,烟熏的睁不开,脸被涂抹成黑色斑斑,脖子扭成能够将口里的空气送进去的最佳状态,那个艰难简直整得我们小孩毫无美感,只有气恼,而且动不动就要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那个委屈是无处排遣的。

那个时候,柴禾最主要的燃料当然是棉花杆,最主要的引燃物则是麦草,但办年货时的燃烧量那么大,厨房灶口前面专门有一块搁柴禾的地方(有的大,有的小),事先就堆放了一个屋子还不够用。家里有老人或者人不多的,平时就将棉干扎成一把一把的,我们家哪有这样的时间做准备,能有未被雨水淋湿的棉干对付就不错了。如果干柴用光了,那就只好用半干不湿的棉干,那就要遭更大的罪了,而这是需要去柴禾垛拉来的,那柴禾垛是早前堆好的,一般两米高以上,一捆一捆码放得实实的,非常紧,要去拉出一捆来,力气大了很容易将整个垛带动,力气小了则拉不动,那是一个雨夹雪的天气,连续不转晴,有些雨水都渗进去了,费了好大劲拉出一捆来,却是湿的,那个必须接受的绝望是你一定得拉一捆可以燃烧的棉干扛到灶前,不然就断火了。时常,找到一捆可燃的棉干,手僵了,脚上全是泥水,身上就是雨夹雪覆盖,背心在流汗,四肢则冻的生疼。不过,即使这样辛劳的年关,也还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总有任意进嘴的食物等在那,解解嘴馋,算是一种奖赏与安慰,这搁平时没有客人是没门的。

可是,我要说,那个时代即使过年,最劳累的依然是母亲。当主要的年货办的差不多了的时候,也就接近年三十了,我们小孩能做的活不多了,最多就是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轮流烧灶,给土灶不停地添柴禾,其他时间是在玩耍的,更可以过一会有选择性的捞点不同的年货进嘴快活快活。母亲则有一项谁也不能代替的任务,站在灶前,手拿一把麻杆,细细的麻杆做成的工具,在盛了一斤左右细沙的锅里,不停地搅拌放置于有沙锅里经过加工后的米粒,炒成米花然后用一个铁丝做成的小撮箕撮起来,放于灶旁的一个大簸箕里,再舀一把米放入其中开始下一次手握麻杆触到锅底的转动。这样没有间断地工作一整天,母亲简直就成了一个机器人,没有尽头地重复着,那份苦岂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我多么清晰的记得,应该是那年腊月二十六、七的一天,我在草屋的廊檐门口坐着,看着天上鹅毛般大的雪团,在昏暗的苍穹纷纷曲线式的飘落而下,大地的雪到了下午越积越厚了,整个世界属于了银色,那个气温绝对是零下好多度,我的母亲则在低矮潮湿、烟气弥漫的茅屋厨房里进行着另一种劳动,寒冷的大地失去了干扰的作用。于我而言算是自由了,因为姐姐在哪添柴加禾了,我则时不时,进到屋里烤烤火,嚼嚼嘴,再出来坐到门口一个木椅上,仰望天空雪花起舞,不知在欣赏,还是等待,我敢肯定是在等待: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就是,有时回过头去看看母亲同样的动作继续做,继续着,看母亲什么时候宣告劳动结束,我们好进如下个一程序,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欣赏外面的世界纯粹是文人们不知劳苦是多么摧残人性的一件事所作的浪漫想象,这于我的母亲而言没有也罢,只要她不过度的劳累。

这样的画面不经意就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少年时的记忆至今不肯退去,只要一过年翻出来回忆一番宛如昨日。可是,五年后,我的妈妈,养育了七个孩子的母亲入土为安了,再也不会承受那非人的劳作了。

成年了,才知道那是多么艰难——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在那个春夏秋冬都战天斗地于田野的时代,在那个和平而大抓阶级斗争的时代,在那个一切都要计划站队的时代,在那个孩子是自然主义出身的时代,长辈们背负的重担是多么巨大呀!而当时的我是全然无心无肝的,有的只有过年的丰富带来的拼命消费,恨不得将一年到头的忍受全部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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