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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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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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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揭露新闻界的黑  

2011-07-23 09:12: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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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官场》

       这是海外华文媒体记者李晓宇写的文章,主要是介绍了揭黑记者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中的记者从业的恶劣环境与人性扭曲。在任何国家,新闻与法律是两大须臾不可分离的价值资源,前者告知真相,后者确立对错,但没有了新闻自由也就没有了法律正义,因此新闻的担当要比法律的职守更为重要。今日的中国,新闻自由没了,法律正义也死了,可以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在这个强权控制社会的时代,本着记者揭示真相、律师坚守对错的操守履行职责,结果一个一个都被整肃了,像新闻界的王克勤与法律界的李庄都成了这个党国专制社会的祭品。所以,我现在既不想教法律的学生,更不希望谁选择新闻专业,这是两大坑害少男少女的专业,好不容易熬到大学了,学了注定要被权力踩在脚下的两大专业,到了社会就成了没有人格与尊严的软体动物,何必呢?基于此,强烈建议教育部取消这两个专业,就像文革义无反顾地取消一样,免得欺骗我们的孩子。

《中国经济时报》揭黑记者王克勤的系列调查报导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这些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份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他作为一名调查记者的经历,见证了中国新闻界的重重黑幕,不只是审查,还有惊人的腐败与黑暗。《福布斯》指出,CCTV同新华社一起,代表了支撑腐败横行的中国新闻界的两大支柱:官方权力和最大的市场到达率。

一、一盒印油

据英国《卫报》报导,王克勤每次采访时,都会带着一盒印油。在中国大陆做调查报导,他像一个侦探一样,采访中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这是他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

对此,王克勤说:“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以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

但印泥不足以让调查的真相得到传播。2010年5月,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导不实,王克勤在报导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

更令人心寒的是,2011年7月18日,王克勤主管的《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撤销解散,王克勤被解职。当天早上他在微博上转发了雕刻在前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入口处的警世名言:“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他说,这句话表达了此时此刻自己的特殊心情。

二、从中共官员到调查记者

80年代中期,王克勤在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说:“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导的生活,“你就是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

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导这些事情。”

三、黑社会红社会都来找麻烦 朱镕基介入保护

到2001年,王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当然身价不是指他的收入或者生活。而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导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导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住了他。

从2004年开始,当局严禁新闻媒体报导外地新闻事件。官方试图运用这一规定阻碍记者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四、“和谐社会”的隐形控制

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后,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紧密。《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在今天,调查报导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家也在打击它。”一些人争论说近年来,媒体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全面的报导,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导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

五、无数灾难都被隐瞒了

除了审查制度,中国新闻界还有一个特点是腐败盛行。表现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导、确保只有正面报导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导。

《福布斯》的记者讲述了他在山西一起煤矿事故调查中经历的黑暗。2010年5月31日,山西静乐县发生一起两人死亡的煤矿事故。他随同打着某日报旗号的周建国及其同事前往当地,两人拒绝《福布斯》的记者旁听他们和当地官员的会面。当地向导老赵直白地解释了为什么《福布斯》的记者不能参与会谈。有外国人在场,“李不可能付钱给他们。”

结果这一事故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上,一场致命的矿难就此消失了。无数的小型灾难都被隐瞒了。记者们以赛跑的速度到达煤矿事故现场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收“封口费”。媒体专家和一些中国记者们说,矿难死的人越多,封口费越丰厚,尤其对那些有着国家或者省级新闻机构身份的记者更是如此。

中国新闻界的“现金文化”

《福布斯》的报导指出,收受贿赂是蔓延在中国新闻界的“现金文化”的一部份,从各种公司新闻发布会上收受礼品的记者,到销售晚间新闻中的黄金时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胁进行敲诈的记者。跟政府审查不同,腐败从内部队伍中吞噬了本来就饱受批评的职业道德。利益和金钱的交换随处可见,以至于有良心的记者要冒着被同事鄙视的风险,就像某个诚实的警察在腐败的警察局中的情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音)说:“那些从来没收过红包的记者将很难与同事们相处,其他记者会把他看成是敌人,而其他人会想,这些记者很危险,他们可能会报导我们。”

王克勤就曾因调查了一名堕落的同行兰成长而付出代价。兰被山西煤老板雇佣的流氓打死,最开始他的死亡以“一名记者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被谋杀”当做新闻头条被报导。但是也有媒体报导了另一个版本,兰似乎是去那个煤矿敲诈老板。王克勤的深入调查发现兰终其一生都没写过一篇文章。兰是个黑记者。

因为有封口费,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未报导的事情。就是一名业内人士也很难评估新闻界的腐败程度。王克勤认为,中国80%的记者都是“灰色”的,这些人有时真正地履行职责,但是有时也写一些“软文”,或者悄悄地枪毙掉不讨好的文章,以此来收钱收礼,用广告合同的回扣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水。

王克勤猜测,平均6个记者中就有一个是那种行业中最坏的“黑色记者”,他们向企业主和官员进行敲诈。这包括一些装作是记者的骗子,他们炮制负面新闻、敲诈目标,也包括那些和不法份子勾结的记者,这些记者为不法份子提供保护,一年可以偷偷地赚上几百万美元。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2002年,来自国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两名记者收受金元宝,掩盖煤矿事故。

六、腐败是中国新闻界的商业模式

《福布斯》的报导指出,腐败已经成为了深深嵌入中国新闻界的商业模式。记者有很多捞钱的途径。在企业新闻发布会上收现金“红包”已经是多年来的常规了,这也是记者们来参加这种会议的唯一原因(实际上,现金通常是放进考虑得更周到的白色信封,连同“推荐稿”一起装在媒体材料袋里)。

另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以“烧钱”为行规的时尚杂志业,社论的位置可以卖到5000到25000美元一页,顶级杂志的封面的价格超过了10万美元,什么品牌都想在当月封面上展示:欧莱雅、路易威登、菲格拉慕。时尚杂志iLook的出版人洪晃说,中国的市场经理“不用像其它普通的市场经理那样忧心忡忡,比如自己是否工作得出色,是不是做了足够的功课来获得更多的新闻,因为品牌商们真是给每个人塞钱求着报导他们。”“这里有一火车的意外之财”。

七、黑暗的中国新闻界的支柱:CCTV和新华社

中国新闻界最典型的售卖,莫过于CCTV的《新闻联播》了。野心勃勃的下层官员梦想着在播放时能露一小脸,几秒钟也行,以提升他们在共产党中的资历。曾在CCTV工作过的展江说:“各地官员和企业家最喜欢出现在7点钟的新闻联播里。我听说价格好像是几十万元,或者超过4万美元,各地官员很难出现在电视上。一旦他们出现了,比如说3秒钟,5秒钟,这对他们的仕途很有帮助,可以增加他们获得提升的机会,为了这个,他们付100万也愿意。”

CCTV同新华社一起,代表了支撑腐败横行的中国新闻界的两大支柱:官方权力和最大的市场到达率。

《福布斯》指出,中国杂交的媒体体系制造出了一个威力强大的官方影响力和利润驱动的怪胎。当来自中国最高新闻机构的记者找到一名官员或者商人的时候,在这些记者背后不仅有市场力量,他们还有更加令人畏惧的东西——国家权力。

“媒体得到了强权的投资,因为媒体长期扮演着某种国家职能的角色,所以人们基本就在用政治资本来换取商业利益,”班德斯基说。“也是因商业和控制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才真正创造出了腐败和虚假的乐园。”

《福布斯》指出,新闻界的腐败是中国的腐败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一个蓬勃发展的影子市场,这个影子市场不制止任何死亡事故,而是将这些事故当成是经营成本的来源。

一旦煤矿出事,所有的记者都来了,媒体顾问根据来的媒体的级别给记者发不同的红包。CCTV也许能得到5万到10万元,新华社的可以得到5万。对省级媒体,可能是3万,对那些小报,可能只有几千到两万。这个钱被称作“封口费”,也被称作“媒体公关费”。

这是个骗钱的好办法,因此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媒体称为“假记者”的人。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导说,几个月前在山西,28名“假记者”因勒索被捕,收缴了1362张假记者证和工作证,关闭了45个非法的新闻机构分部。尽管这些国家媒体报导暗示,那些假记者是骗子扮成,玷污了经过正式认可的中国记者的名声。但是实际上,一些记者告诉《福布斯》,他们常常是想要筹措现金的新闻机构招聘来的。

山西分社的某记者说:“很多小报,省级的非主流报纸,当它们在其它城市设立新的分部或者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通常也设定了一个收入目标,那些分社本身就只有一、两个人,根本不能实现目标,于是他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来帮他们完成目标,而这些人连写作都不会。”“有人说,你今天是个水果摊老板,明天就能成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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