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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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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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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  

2011-08-02 15:00: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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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那也是一个专制的时代,也是一个贪腐的时代,还是一个国破山河碎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活出了自由,活出了尊严,也活出了责任与使命。他们秉持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标高,以中西共同融合的人文价值观,针砭时弊,建言献策,不阿权贵,甚至辱骂专制独裁者——气得他们七窍生烟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普遍地攻击政府,还普遍地嘲弄军阀、政客。看了这些,一股悲悯涌于心头,专制也有不同,不是专制统统没有知识分子的傲骨与潇洒,而是极权专制才会如此。中共建政后的专制就成了这样的专制,恰恰悲哀的是这个极端的专制整体打败了那个相对的专制,这叫政治的进步还是倒退?不过,下面的案例都是些逸闻趣事,看了不仅是过瘾,更是思考。作者是林辉先生,本博客已经转载了他不少的文章。

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开启了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当时,虽然军阀间混战不断,北京政权更迭频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其他军阀都表现出对民国共和政体的尊重。他们不管如何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而且承认宪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对于公共舆论也十分忌惮。比如段祺瑞,当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强烈批评并最终下野,也依旧没有控制媒体。

还有袁世凯对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态度也甚为有趣。1914年,民国最牛的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

再如皖系军阀孙传芳前去拜访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与其见面。慑于孙传芳的权势,家人劝他不必搞得太僵,就问是否“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却予以拒绝:“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孙传芳只好悻悻地走了,马一浮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对于那些敢于批评政府、敢于冒犯领袖的知识份子,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官的态度又如何呢?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主角是国学大师刘文典和蒋介石。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到刘文典的拒绝。刘文典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让他当面汇报,并交出闹事学生的名单,刘文典再次拒绝,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而刘文典也不甘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了蒋介石的肚子上。蒋于是将他当场抓了起来,说要枪毙。不过在蔡元培、陈立夫等人说情后,被关了七天的刘文典被释放了。

而人称傅大炮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在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最终在国民参政大会上把孔赶下了台,即便蒋介石说情也没有用。其后,傅斯年的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又将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赶下了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还有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西南联大期间,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此时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因“驻美大使”是个“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特别是权势冲天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

学界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恰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此举触怒了学界。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只得依据程序,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份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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