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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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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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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的那些中国大学校长们  

2011-09-12 10:1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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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轶事》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而这个传统就是洪堡确立的。

       这是登载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向异,时间是2011年9月12日,介绍的是1949年前中国大学的校长们。早在十九世纪初组建了柏林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威廉·冯·洪堡主张的大学理念是,大学是学者社团,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大学是受国家保护而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大学的组织原则是独立与自由。以此标准,1949年前的中国大学,具备了上述理念,也就培养了群星灿烂的人文、科学巨匠;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的大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党委成了统治大学的绝对主宰,大学的校长无一不成了党棍、政客——稍好一点的也许保持了一点学术的良知,大师就从中国的大学彻底绝迹了。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黄俊伟,《漫谈大学校长》

 一、民国公立大学校长

1、“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的蔡元培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入,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2、智效民:“一无所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3、范泓: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梅贻琦这个名字是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也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来自梁启超,但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梅氏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激赏和推崇。而梅氏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的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如果说,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来人才辈出,那么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校五十年,也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想必都与梅氏这位两岸清华的承传者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从规模看,台湾的清华大学,虽远不如北京的清华,却也发展成与北京的清华相同的理工科、文科综合性名牌大学。

1949年前后,梅贻琦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美国。以叶公超的说法,梅氏去美国并不是去作寓公,“而是继续保管清华的基金”,这也是梅氏在当时为“长远的科学计划”所作的一个具体打算。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院研究所,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再建台湾的清华大学。

4、雷颐:“爱生如子”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被他婉拒。然而他却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5、林天宏:勇武校长--马君武

马君武的同代人,显然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这位校长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极力推广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但这个一度“恃才傲物”的马校长,却多次因学校的工作低下“勇武”的头颅。他曾求张学良为其捐助一笔办学款,张学良拒见,他便在张的公寓门房外呆了一夜,张学良只好接见。康有为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其藏书出售,马君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前往,苦苦哀求,才得以花费巨资,将康的藏书收于校图书馆。

1936年,广西当局改组西大,规定校长由省政府主席兼任。马君武请求担任理工学院院长,遭拒,只得离开他一手创建的西大。离别前,他意味深长地对学生说,我一生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别人求我,只有办西大,是我求别人。

二、民国私立大学校长

1、徐百柯: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muchablerthanIhaveleftnorecord,whyshouldIleave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2、智效民:拓荒者张伯苓 

在地方大学中,我觉得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大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南开一样。张伯苓几乎以一人之力,办起一所好大学,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办得那么好。

南开的前身是敬业中学堂,梅贻琦、陶孟和(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是南开毕业的。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

对于南开来说,张伯苓就像一个老保姆,或者说是老母鸡。北洋水师出身的他,因为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深感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开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过敏性。他是完全献身于教育的。许多人回忆张伯苓时总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3、徐琳玲:司徒雷登--自嘲为乞丐的“燕京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道。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京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司徒雷登自动放下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清贫谨守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京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在他的执着努力下,一笔笔捐赠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燕京。截至1937年,燕京所募的款项高达250万美元。这为学舍、设备、日益庞大的维修经费和教学经费奠定了基础。

      司徒雷登清醒地意识到:燕京大学若要发展成一流的学府,必须摆脱过于狭隘的宗教意识的束缚。为此,他频频写信,努力争取美国宗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1922年,燕大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主日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校规,第二年又做出削减宗教必修课的规定。燕园里活跃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讲座与活动,但是,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师生无论是基督徒、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

      几乎是依仗司徒雷登一人之力,燕大从一所籍籍无名的小教会学校逐步成长为中国一流、世界著名的大学。1928年,在国民政府对14所私立大学的教育、行政的考核中,燕京均名列第一,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列为亚洲两所仅有的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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