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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民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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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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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底线 底线就是生命线  

2012-12-29 10:1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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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官场》

下面转载的是笑蜀先生的演讲,根据2012年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公开演讲《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整理,经笑蜀授权《华商报》首发。笑蜀,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等书。

       编者按:公民社会,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为“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著名媒体人笑蜀,作为一名多年来始终研究、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形容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植被。”是的,在国家的巍峨建筑之外,在单独 的个体生活之间,还有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它们由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 (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组成。在这个领域,公民们自己联合起来,通过自治与合作,使得社会更加美好,并通过这种有品质的公民生活,增进了 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使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如今是转型时代,也是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 有了一个可能的崭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共同呵护支持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我 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笑蜀走上政法大学讲坛的第一句话是说“不好意思,我生病了,嗓子嘶哑,感冒……”

我在镜头里边看着笑蜀尴尬地解释,知道接下来的他,兴许就要吃药,要喝水,然后郑重其事地“摇匀”他那颗装着药的脑袋……

笑蜀没有干那事儿,而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顶着那颗装着药的脑袋,义正词严,钢骨烈胆地慷慨演讲,全然不能看出有病!

到场的除了数百号学子外,有来自社会的作家、记者以及诸多好学人士。下面是本工作室现场录制的纪录片。包含了笑蜀的主题发言和主持人,政法大学青年教授谌洪果的点评。互动部分将在下一部同名视频(续)里发布。

 只有公民社会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崛起

1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昧,没有告别蒙昧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公民社会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在中国为什么必不可少?我想举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药家鑫案件。药案有个风云人物叫张显,名不见经传,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网络,一度成功地引领了舆论,可见我们的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种程度,民 心易被操纵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例子是915事件。无数******的****似乎一夜之间从地缝里钻出来,昨天还风平浪静,一切都是好好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股打 砸抢浪潮背后也有少数人在操纵。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中国并不是没有了“一夜回到文革”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与这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边的华人社会。同样是保钓****,深圳发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整个保钓****井然有序。

台湾也如此。台湾“倒扁”运动中的红衫军,主体是中下层群众。在一般人看来,中下层群众往往比较缺乏理性与文明,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红衫军,在 整个抗争过程中的表现恰恰极其理性、极其文明。曾经,红衫军内部有过一次争议,有人向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建议,“倒扁”大军与“总统府”仅百步之遥,为何不 干脆冲进去把陈水扁赶走呢?但这提议没列入议程,施明德没有接受,红衫军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贵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红衫军,而是对抗的双方。当时陈水扁方已经知道红衫军有冲进“总统府”的提议,但他的对策是下令所有卫兵,如果红衫军冲进总统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跑。

不论红衫军,还是陈水扁,都怕****、怕流血、怕死人。双方的政见可说南辕北辙,但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我为此请教过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钱老师说,你知道红衫军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他们是那种即便在浩浩荡荡的****中,遇到红灯亮了,所有人也会自觉停下来等绿灯的一群人。

这些情况,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大陆也发生过一些克制、理性的抗争,比如厦门反PX事件、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大连反PX事件 等。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属于都市抗争,都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抗争。当下中国,大多数中产精英的抗争表现得这样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争卷入了底层民众, 一般都伴随着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差别很明显,同样是华人社会,公共理性的水准、文明的水准,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2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回头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我们往往强调法治而不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公民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没有公民社会建设,所谓法治建设无从谈起。

还是以香港为例。香港是有法治的,但香港的法治并不是依托于民主,而主要是依托于公民社会。香港的公民社会完整而发达,哪怕是一个货运司机,也可能属于多个公民组织,而所有公民组织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香港的法治社会,就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基础之上。

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有次马英九乘车出门,刚从车窗里探了个头,就被交警发现,马上罚款。可见台湾的法治确实名不虚传。

跟香港一样,台湾也是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只要有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这是铁律。道理很简单,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因而必然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前面讲到的华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根本上说,是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和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根本落差,在于我们的公共理性严重匮乏。

为什么会严重匮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样社会的公共理性充分发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生活基础之上。

老是有人说,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决定了不能搞民主。实际上,素质是个伪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任何歧视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跳出 素质范畴,转换为素养、技能、经验,那么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当然都需要这些元素支撑。而素养、技能和经验统统来自后天的训练,来自于后天的日常 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如果不能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训练就会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就都只能是零。

中国大陆所有社会问题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过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当下中国,在公共理性的培养方面严重欠账。经济在腾飞,但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满意,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质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权贵,甚至他们也对公共生活的品质强烈不满。

3

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公共生活的品质之差,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之一。

我去美国,发现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很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充分发育的公民共同体,每个公民可能同时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小的共同体。美国将近三亿 人,NGO组织则多达两百万个,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个NGO。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们实际是建立于 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个人的精神都有所寄托。

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小共同体同样发达。跟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很多全职太太,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她们家务不多,但日常生活并不空虚无聊, 空余时间几乎全做义工。医院、车站、博物馆、学校,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义工远远多于本职人员。我住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家里,他母亲已是 72岁高龄,依旧天天做义工。有次把腿摔断了,打上夹板才过一个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义工的医院上班了。我很不解,问她为何不多静养几天?老人告 诉我,在家她是闲人,没有人需要她。必须到医院做义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这就是台湾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让台湾人过得很充实。 台湾还有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公民组织,例如“时间银行”,它可以让人们把时间攒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 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陆,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是如此贫瘠。不少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修长城”、搓麻将等自我麻痹的娱乐活动中。从搓麻中 寄托自己的精神,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成长出爱与善,这些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低品质的公共生活,能够成长出我们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吗?

我们之所以缺乏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甚至,有时候公民社会往往成了敏感词,被当做陷阱。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爱、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发达,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不健康。我们这个社会是精神不健康的社会,这种不健康写在不少人的脸上:焦虑、着急、绝望……我们可以对 比台湾,台湾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普遍来说,台湾人的脸是一张张健康的脸,平和的脸,从容的脸。这其实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写照。

4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我们处在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都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其实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转型,即精神转型。中国社会不论怎样转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转型。而这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一条路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路。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如果精神不正常,社会就始终处于高危之中,出什么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尽管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多阻力,但决不能妥协。因为这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不坚守这底线,中国永远无法告别灾难,民意随时会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 之中。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绝大多数人就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会被外力操纵。这种 状态下的转型,随时可能转入深渊。

5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

回过头来,我还是想说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型模式中,我最欣赏的是台湾模式。现在热议的转型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认为,新加坡模 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转型模式。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转型上对我们 几乎毫无借鉴意义,它本身就面临着转型难题。

我们未来的转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样的动荡,别无选择,唯有台湾模式最值得借鉴。当然台湾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复制。但它毕竟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可以通用的。

台湾转型至少有三个要素:蒋家政权内部的分化以及领导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会运动、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我认为第二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二个要素即社会运动的压力,蒋经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型动力。

但台湾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不仅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经 济腾飞,而且是在均富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腾飞。通过均富,台湾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底层,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哪怕是清洁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会有一个体 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小中产。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产化,这奠定了台湾最为宝贵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湾人的从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尽管现在台湾人均收入持续14年下降,但依旧没有****。这得益于有台湾强大的社会保障;也得益于全民中产化给每个家庭都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到现在,台湾还在吃14年前的积蓄。

所以,我们向台湾学习,首先要像台湾那样,努力创造和平转型的社会条件,第一是公民训练、公共生活训练,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产化。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持续努力,就谈不上公共理性,就会极大地制约中国的转型进程。

6

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在转型上必须坚定不移。但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原因很简单,中国这样一个江湖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千 里之遥,人心的阴暗、人心的暴戾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所以社会 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沦陷。

所谓社会沦陷,其深层的含义其实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底盘。没有稳定的底盘,不论建什么,都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我一直有个主张,叫社会底盘 论,主张我们不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们的社会底盘。但这个主张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现有体制之下,公民社会建设没有空间。

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尤其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是因为拥有过去所没法具备的历史条件。如果把我们比作野生动物,那么社会就是这个国家的植被与森林。一个国家必 须有植被、有森林,才会有完整的生态,如果独立、自由作为动物能够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拥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没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开阔地带,权力就会毫 无阻挡,别说野生动物了,哪怕是一只兔子都会被轻易干掉。

今天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或许有时候体制不能容纳一个人,但社会一定会关照他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传统体制足以强大到完全扼杀公民社会,恰恰相反,我 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即中国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雏形,或者说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样把它做 大、做强,让它真正和平崛起。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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