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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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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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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之父在“明朗的天空”下乞讨流浪病死  

2013-01-16 09:43: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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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史料》

作者:长亭晓月

悲剧时代铸就的悲剧人生!当年,举国欢庆,迎接你们进城,以为从此有了“明朗的天”了。谁知,这是水深火热的炼狱的开始,是疯狂屠杀的开始。叶企孙这位祖国的物理学之父,这位民族的精英,竟然落得穿着破棉鞋乞讨的下场。这无异于对文化、对人类、对文明最残酷、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杀戮!这是“明朗的天 ”吗?我们还有幻想吗?谁会想到人间会有这么坏的现实吗?


中国物理之父,在“明朗的天空”下乞讨流浪病死 - 心海 - 心海的博客


叶企孙

叶企孙(1898.7.16~1977.1.13) 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等。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

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当年,举国欢庆,迎接你们进城,以为从此有了“明朗的天”了。谁知,这是水深火热的炼狱的开始,是疯狂屠杀的开始。叶企孙这位祖国的物理学之父,这位民族的精英,竟然落得穿着破棉鞋乞讨的下场。这无异于对文化、对人类、对文明最残酷、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杀戮!这是“明朗的天 ”吗?我们还有幻想吗?谁会想到人间会有这么坏的现实吗?

感谢柴静,一位难得的大无畏的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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