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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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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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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抓住了历史的主动权  

2015-11-07 09:23: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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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台湾"解严"20周年写

 傅国涌

    20年前,风烛残年却在岛上拥有绝对权威的蒋经国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破壳而出,无疑是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权威的一次正面挑战,按他们的统治逻辑和思维惯性,那是一定不会容许的,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国际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此岸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毫无疑问,蒋经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民意不可违,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疾病缠身的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蒋经国正是以他暮年的作为而名留青史。20年前,他解除“戒严”,使台湾在他身后顺利完成代价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权交接,使台湾人民从此不仅享有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同时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无论台湾还有着这样、那样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世人对台湾今天的民主化程度有着如何不同的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弥漫着活力的开放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这一切固然是半个多世纪来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内的几代人奋斗、牺牲累积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蒋经国20年前的远见和决断,没有他,岛上的民主进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摸样,历史究竟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没有蒋经国的大陆,通往民主之路注定了千回百转,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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