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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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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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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世凯要急于做皇帝  

2015-12-08 18:25: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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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果仅仅道德分析,那就不是历史了,看看这个再认识袁复辟如何?

袁世凯连一个有地方实权的军人都不敢动,别说问罪,连免职调职都不敢。他主政四年,只发狠杀了一个没有兵权的京兆尹。杀了这只鸡,众多猴子并不害怕。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轰走了皇帝,带来了民国。可是,民国从诞生那日起,中央政府就缺乏权威。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他的党徒在各省做大小都督的很多,但他的中央政府,连开办费都没有着落,革命党众弟兄,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对孙中山一个大子不给。最后,还是实业家张謇帮他张罗借了100万,民国才算开了张。孙中山做了总统,连南京的百姓,都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为何换了江山,不称皇帝叫总统。

后来,袁世凯答应反正,逼清帝退位,总统的大礼帽扣在了袁世凯头上。跟孙中山比,袁世凯是个强人,手里有北洋军,而且,在清末新政时期,干的风生水起,有手腕,有魄力,也有班底。不像孙中山,要什么没什么,只是嘴会说。但是,袁世凯做了总统,中央政府依旧没有权威。国民党还在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国民党的人捣乱,不听话,可是,等到二次革命,国民党失败了,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袁世凯发现,自己的话还是不大好使。每个省的都督,都是一方诸侯,不听话,想换,还真的难。

最难的事儿,是税款征收。清朝即使到了末期,各个县的知县,人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派的,国家税收一杆子插到底。督抚即使专权,也不大敢在税款征收上做手脚。要动,只能动厘金。只有特别牛的督抚,才敢截留关税。因为田赋钱粮的征收是地方官责任的底线,完成不了征收任务,知县就别做了,督抚也别做了。每年春秋两征,征收来的钱粮,直接上缴中央。其中的钱款,都是化成25两的元宝,直接放进空心的大树干里,用铅丝封上,押送户部的国库,人称皇杠。后来改银元了,则从大清银行走账,钱依旧得交上来。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县知事由都督任免,对于中央和省里的国税机构根本不买账,自然,对于上缴钱粮这种国之大事,渐渐的,也就不甚了了了。

中央政府,是靠地方养活的,地方不往上解款,中央政府的日子就没法过。所以,袁世凯很着急,连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财政部有人出主意说,现在县知事对解款的事儿不热心,是因为各省的国税厅对他们的任免没有任何发言权。应该模仿清朝,让各省国税厅和民政厅参与对县知事的任免事宜,都督任免县知事,国税厅只要对任免之事有发言权,税款上缴的事就好办了。

袁世凯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下令照办。于是,内务部和财政部联合通电各省,要求各省都督任免县知事,需与国税和民政厅协商。通电刚刚下达,直隶都督朱家宝马上致电中央政府,要求收回成命,说是如果都督没有用人之权,就应该不设都督。如果请命不准,就请撤消他的都督职务。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忘了自己刚刚认可过的,把责任都怪在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和财政总长周自齐身上,要求他们收回成命,宣布通电作废。这两个总长,只好照办。拉出来的屎,生生坐了回去。

当时,梁士诒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大事小事,都得他来操办。对于各地向中央解款不积极这事,他也很是着急。一日,他找来财政部的人,问为何各地总是拖着不解款?财政部的人回答说,你看,山西国税厅的厅长对于解款的事儿积极了一点,就被山西都督阎锡山找了个茬儿,上报中央解除了职务,现在这个厅长还在财政部被投闲置散,无事可做。前车可鉴,谁还敢热心解款呢?梁士诒听了,大有感触,但也无可如何,只好转身去想别的办法,比如发国债。

其实,直隶的朱家宝也罢,山西阎锡山也好,在民国初年,还都算是听话的都督。对于袁世凯,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但是,就是这两个地方,对于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权威的措施,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中央政府权威的坠落,已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里面,既有帝制覆灭过程中,国情转换的不适应。在人们的习惯中,皇帝就是中央政府,皇帝没了,中央政府也就没了灵魂。袁世凯这个总统,主要是靠他的军事力量和手腕在撑着,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撑。同时,也因为鼎革之际,各地实际上都是军人政府。拿枪的军人,一旦有了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如虎添翼。中央政府也就不好管了。唐朝的藩镇,有前车之鉴。二次革命被替换掉的都督,也是为带兵的北洋军将领取代,结构上换汤不换药。带兵的师长们一旦带着兵变成了都督,所带的中央军,转身就变成了地方军,跟袁世凯就隔了一层。即使袁世凯实行改革,把都督变成将军,另设省长主民政,依旧改不掉军人专权的局面,将军(后来变成督军)并不只管军事,依仗手里有枪,什么都要管,省长变成了将军的小媳妇。

这样一个事实上军人专权的地方态势,加上没有皇帝的中央政府,各地的分权趋势,只能越来越明显,别的不讲,单解款一项,就会越来不积极,甚至于拖欠不缴。而袁世凯则连一个有地方实权的军人都不敢动,别说问罪,连免职调职都不敢,无论他们怎么骄横。他主政四年,只发狠杀了一个没有兵权的京兆尹。杀了这只鸡,众多猴子并不害怕。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世凯要急于做皇帝了。这不仅由于杨度的巧舌如簧,还因为清朝的成例在那儿摆着,有皇帝在,权威就是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形势永远比人强,军人割据的大势已成,只要袁世凯无法用武力或者武力威慑摆平,这个大势就会走下去。不动武而称帝,反而给地方势力以反抗他的合适借口:反复辟。

老照片:袁世凯祭天大典老照片:袁世凯祭天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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