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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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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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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  

2015-02-22 19:09: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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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君说

你好,我是周刊君。

今天,咱们来庄重地谈谈“自由和理想”。很虚是不是?但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却诠释得很接地气,让人内心澎湃。

“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好文,强意推荐。


祝好。周刊君在北京问安。


文/吴晓波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的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 1980 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甚至国家。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段诗句也是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十四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二十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做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


大学毕业是 1990 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 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 300 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 5000 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


1990 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 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 2001 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 4A 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 49% 的股份,“剩下的 1% 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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