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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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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大跃进的那一年,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的腹地——湖北潜江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然后,伴随“文革”成长,伴随“改革”成年,在历经了学生、农民、战士、工人、中学教师的多个角色转换后,于1994年走进了大学,在象牙塔里做起了清苦的学者。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围绕产权民营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制度化发展逻辑进行研究,发表了150万字左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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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2 09:30: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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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金雁与秦晖合作完成,秦晖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金雁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首发于搜狐自媒体平台,发表时有所删节。作者授权思想潮发布。

2014年7月23日我们在华沙议会大厦旁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乌耶茨和里廷斯基。事前我们已经久闻其名。里廷斯基和乌耶茨都是团结工会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代表性人物。里廷斯基因撰写《团结模式》一书,创建新型反对派运作模式,被誉为“团结工会的教父”——为独立工会运动奠定了基本原则。而乌耶茨在任团结工会公民委员会秘书长时与瓦文萨发生过著名的争论,导致了所谓的“顶层战争”。他们二人有很多相同的经历,早年都是华沙大学的学生,在1968年参与高校民主化的学生运动——史称“三月事件”,组织抗议当局禁演19世纪波兰文豪米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一部反映波兰人民反俄起义、苏联当局不喜欢的作品),被当局开除学籍并遭到监禁。

这些“68年人”在分析总结了东欧地下独立运动经验教训后,提出“反对派是更为宽广的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我们不要进入摩尼教二元对立的思维,“不要烧毁(别人的)委员会,建立你自己的委员会吧”,抛弃“折奏派”在体制内用力的思维方式,重建社会纽带,创建一种新型的社会土壤,使得“条条大路通民主”成为可能。

1989年的波兰迎来了“圆桌会议”转折。乌耶次参加了圆桌会议“工会多元化”议题的谈判,并在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的首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12名执委之一和三人监委之一。里廷斯基也参加了为谈判服务的专家团队。在1989-1993年的“团派政府”时期,乌耶次与里廷斯基都在议会与政府中工作过。两人都在1989-2001年间连续四次当选国会议员,包括团派政府时期的执政联盟议员和左派政府时期的反对派议员。

“顶层战争”与乌耶次罢免事件

以团结工会为标志的阵营很快发生了分裂,而乌耶次首当其冲。

原来在1989年选举时,考虑到单纯的工会难以代表各阶层的公民,团结工会成立了“公民委员会”来容纳各阶层人士,协调各社会群体利益并为将来的执政制定纲领。公民委员会聚集了以原来KSS-KOR人士为主体的许多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乌耶次成为公民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负责人)。这个组织不仅在选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巨变后成为第一届团派政府——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实际上已经具有政党的雏形。


这种局面使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感到自己被“架空”,对政府和公民委员会渐生不满。同时,巨变之初波兰在一片混乱和崩溃的经济形势下实行“休克疗法”,一时物价暴涨失业剧增,工人群众受到很大压力。高度组织化而且刚刚赢得“民主胜利”、斗志正昂扬的团结工会基层很快调转矛头,起来抗议“自己的政府”。

当时一方面瓦文萨基于自身的政治抱负,要利用这种情绪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工会政府”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也确实有转化为利益多元格局下的政党政府的客观趋势。于是在1990年6月4日,瓦文萨突然发难,宣布撤销乌耶次的公民委员会秘书长职务,说自己作为团结工会主席有权力和义务对该委员会的行政和执行机构进行人事调整,并声明公民委员会今后必须与公民议员团(团结工会议会党团)脱钩。这实际上是否认公民委员会具有代表团结工会的政党性质。

次日,乌耶次发表声明,对瓦文萨的“突然决定”表示惊讶,并强调自己这个秘书长是公民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的,瓦文萨个人无权任免。米奇尼克、盖莱梅克等人也对瓦文萨的做法提出批评。但瓦文萨却变本加厉,他在6日的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他本人和团结工会将退出公民委员会。而同日团结工会议员团主席盖莱梅克(他同时也是公民委员会政治改革议题组组长)却在议员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把议员团与公民委员会脱钩。瓦文萨的反应是于8日发表声明,宣布近来公民委员会与“其他政治上很活跃的团体”(指团结工会系统中的其他组织)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有害的,“公民委员会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此后,瓦文萨的批评范围逐渐扩大,从指责乌耶次和公民委员会,发展为指责马佐维耶茨基总理与政府。他一方面指责政治变革太慢,旧体制的许多机构和官员仍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指责经济变革又太快,使工人群众生活蒙受冲击。这种论调显然迎合了当时团结工会基层的一种情绪,即一方面对“革命胜利后旧官僚仍然舒舒服服”不满,要求搞政治清算。另一方面又对“休克疗法”的阵痛多有反感,觉得我们胜利了怎么反倒日子更难过。其实20多年后看来,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回避的:波兰的和平变革以圆桌会议协议的政治和解精神为基础,民主政府如果违背承诺去搞政治报复,岂不成了以暴易暴?而休克疗法尽管并非经济转轨的万应灵药(波兰当时的做法是否属于休克疗法也有争议),但是在1989年经济崩溃的特定形势下要想无代价地转轨,甚至无代价地稳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后来公认波兰的经济转轨在东欧还是阵痛最短代价最小的。

从“工会政治”走向政党政治

此后波兰大主教曾经出面调解,安排瓦文萨与马佐维耶茨基会谈,各级公民委员会也曾开会试图消除分歧。但均未成功。双方只是认同分歧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规则下处理。7月16日,盖莱梅克、米奇尼克、乌耶次、布雅克等101名前公民委员会成员成立“公民运动-民主行动协会”,与瓦文萨支持的卡钦斯基“中间派协议会”分庭抗礼。不久,波兰国会通过了瓦文萨提前选举总统的主张,雅鲁泽尔斯基也愿意提前卸任并且不再参与政治。而瓦文萨与马佐维耶茨基都出来竞选总统,两人从当年的同志演变成为“选战”中的对手。“中间派协议会”支持瓦文萨,而“公民运动-民主行动协会”支持马佐维耶茨基。后者更多地得到知识界的欢迎,但前者在底层劳动者中的拥护者更多,因而拥有更多选票。最后瓦文萨当选总统,马佐维耶茨基政府随即宣布辞职。“顶层战争”似乎以瓦文萨的胜利告一段落。

但“顶层战争”的长远影响远远不止于此。以后“公民运动-民主行动协会”演变成自由民主联盟和如今的民主党,而“中间派协议会”则演变为后来的法律与公正党。前者通常被视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或所谓“中派”,后者则是亲教会和民族主义的“右派”,加上“前共产党人”为主的社会民主党即如今的民主左派联盟,波兰由巨变之初的“工会政府”进入了左中右分明的政党政府时代。

政党政治中一次选举的胜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主规则的建立和成熟。马佐维耶茨基竞选虽然失败,自由民主派政党却从此成为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实际上后来无论是“前共产党人”执政还是“右派”执政,实行的基本都是他们的主张,就如英国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上台,实行的基本都是当年辉格党的路线。而瓦文萨虽然竞选获胜当了总统,但“团结工会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运动不复存在,加上他任总统后根据法律规定退出了工会,也就失去了他主要的社会资源。此后“后团结工会”力量分化为各个政党,团结工会本身则逐渐退回企业成为“传统工会”,并无特殊治国天才的瓦文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他的影响力,他的总统也只当了一届,此后的竞选从未成功过。

从中期看,“团结工会运动”的分裂,最大得益者应该是左派即“前共产党人”。但更长远地看,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有左中右“谁战胜谁”的最终格局。随着波兰经济从“休克”、复苏进入增长乃至高速增长,波兰成为“新欧洲”的明星国家,民众对20多年转轨进程的总体肯定越来越稳固,以批评转轨初期“休克”状态为资本的左派影响也再度下降,尤其是波兰“入欧”之后,又遇到俄罗斯普京的重新强硬化,乌克兰事件明显强化了波兰人的恐俄亲西心态,甚至由于“老欧洲”的对俄软弱而出现“疑欧亲美”趋势,与俄国有历史瓜葛的左派就更加处境尴尬。尽管其实如今的“民主左派”对转轨的贡献也不小,入欧还是在左派政府时期完成的,但转轨入欧如今都是波兰各派的共识,不足以成为左派的资本。所以近年来从瓦文萨当年支持的“右派” 衍生的力量又居于优势,“中派”次之,而“左派”处境不利。不过这当然也不会是“最终结果”,而且今天波兰的左中右区别也已经不大,“顶层战争”后20多年的实质变化,其实就是宪政民主、多党竞争体制的完善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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